一、超声研究四十年

　　魏墨盫先生（1922—1996）苏州人氏，1943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曾在上海天文台工作，后回到震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来到同济大学物理教研组任普通物理教师，曾担任物理教研组主任。从1956年开始至1996年病逝，从事超声研究四十年，贡献卓著，是同济大学超声学学科开创者，也是我国超声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1960年同济成立声学教研组招收声学专业（超声）本科生（招收一届），魏墨盫先生是教学负责人。1964年成立声学研究室并招收研究生，魏墨盫先生是两位导师（另一位是建筑声学章启馥先生）之一。1984年同济大学成立声学研究所，魏墨盫先生出首任所长，1987年后任名誉所长。1988年参与筹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西太平洋地区国际声学会议。1989年以访问教授身份出访法国，荣膺法国声学会法语专家会员。曾参与1960年代国家远景科技规划中声学部分的起草，和《辞海》等辞书声学部分的编撰。也是国家声学标准《超声学名词术语》的起草人之一。1977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科教电影《超声》，魏先生担当顾问。1980年代，参与中国声学学会的创建，同时也是上海市声学学会的主要创建者，发起者。魏先生不仅是声学教育家，声学活动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是九三学社资深成员，还曾担任过上海市人大代表。

二、教学科研并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超声技术作为当时三大新技术之一进入人们的视线（另两项新技术是红外线和半导体）。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指引下，魏先生在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始介入超声领域的基础研究，如棒振动的共振测量，超声石英喷泉的制作等。

　　1958年上海江南造船厂生产国产超声探伤仪，不仅用于工业探伤，还被上海一些医院用于超声诊断，上海超声事业遂逐步开始形成，共同的工作促进了学术交流，于是“上海超声协作组”应运而生（属上海市物理学会），这在国内开了超声协作的先河。国家一机部上海材料研究所（曾克京），一机部上海热工仪表研究所(郑冠雄)，上海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张本厚），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周永昌），以及中原电器厂（张泽琦）等都经常参加协作组的学术交流。基于大学物理教学的深厚功底，魏先生成为“超声协作组”的领军人，時年不到四十。

　　1960年初，上海举办一个双革展览会（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会上展出了一些单位把机械型超声发生装置安装在机床上，以提高金属切削效率的应用成果，可是后来随之兴起一股自上而下的“土超声”热，到处推广使用超声波。魏先生也不得不和青年教师一道挑灯夜战，建立装置，测量土超声各项参数。“土超声”的效果究竟多大，机理如何，推广前景怎样，这一系列问题就成为1960年12月上海召开的“超声波理论讨论会”的主题。此会由上海无线电技术研究所所长金绍珠同志（一位善于做群众工作，头脑清醒的老干部，还是上海市科委秘书长）主持（笔者作为青年教师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不可能对“土超声”作结论（数年后，评价说“土超声”是一场滥用群众积极性的运动），但会后成立了上海市声学工作委员会（仍隶属上海市物理学会），金绍珠任主任委员，同济大学魏墨盫，趙松齡两人任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声学工作委员会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至文革前组织翻译出版了30多册“声学译丛”，介绍当时国外声学发展现状，除超声外还涉及建声，电声，水声等多学科分支，全国发行。若干年后国内声学同行还提到“声学译丛”给他们留下的记忆。“声学译丛”给“土超声”与“洋超声”之争划上了句号，也影响了当时一代人，头脑中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大呼大拥决不是科学。魏先生时任“声学译丛”主编。

三、重视应用基础研究

　　1960年代最初几年，魏先生从事教学，编写教材（与当时数理系主任江之永先生合编高校普通物理教材），还出版了《机械振动与波》等专著。另一方面也不间断从事超声基础研究，当时主要是在实验室领导建立超声定量测量的几种方法，如朱士明的力学法测量机械型超声发生器功率，林维正的热学法测量压电超声源功率，阎玉舜的光学法测量声场、声强，李芹生、邵志常的脉冲法测量媒质声速、衰减等，这就是后来同济声学室常提到的超声四个“法”。文革中批判这是脱离实际的实验室科研，魏先生为此而承受巨大压力。但是后来同济开展超声工业测量技术研究，以及混凝土建筑工程超声无损检测，正是基于这四个“法“的基本功，在国内独树一帜。197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济大学声学研究室编著的《超声工业测量技术研究》一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1966—1974年）的科研面貌和成果。（1974年脱稿）

四、学术交流与普及

　　1979年，北京召开全国声学会议，成立中国声学学会（隶属中国物理学会），魏先生任副理事长（理事长是中科院声学所汪德昭先生），1985年起兼任检测声学分会主任委员。1980年，成立了中国应用声学学会（隶属中国电子学会），魏先生任副主任委员（北京中科院声学所应崇福先生任主任委员），还担任全国声学标准化委员会超声水声分会副主任委员。由此，魏墨盫先生与应崇福先生，北京大学杜连耀先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赵恒元先生历史地形成了我国超声研究应用领域公认的“四元老”。

　　1980年底，由同济大学，中科院东海研究站等单位筹划的上海市声学学会宣告成立，魏先生任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至1986年，后任名誉理事长。这是国内首个地方声学学会，1982年学会刊物《声学技术》正式出版发行（1986年起向国外发行），这是国内首个地方性学会主办的声学刊物，与北京出版的《声学学报》，《应用声学》（魏先生任此两刊物编委），都是国内的核心声学期刊，魏先生初任顾问、后任主编至1996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也给国内超声的研究和生产带来发展生机。各类学术会议包括检测声学学术会议日渐增多，有同行说，参加不少会议，但在检测声学学术会议上收获最大，因为魏先生总是能针对各研究和生产单位中碰到的有关超声原理和技术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像课堂教学一样，给予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的总结，受益匪浅，这在其他场合是很难学到。魏先生深得同行如此评价毫不为过。

　　上世纪60-70年代，同济声学研究室接待各地来访者也门庭若市，其中不乏是慕名而来，一个时期学校门卫室曾统计过：来校联系工作（咨询）的人，找声学的最多。

五、人才与成果

　　1978年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同济声学专业首批获准硕士学位授予权（几年后，又获博士学位授予权）。魏先生指导的近30名硕士生、博士生分布各地，或走出国门，活跃在各个领域。由魏先生领衔建立的同济大学超声教学研究集体，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接班人，至今工作在超声学科的前沿。出人才也出成果，科研未中断，成果日益新，1979年《同济大学学报》出版声学专辑，声学室可收集稿件的数量几乎是应邀稿件的两倍。到1984年声学所成立时，魏先生参与指导的获国家级奖励科研成果有：“多种油品单管顺序输送装置”（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超声烧蚀测试技术研究及其地面样机研制”（国防科委尖端科技成果三等奖，1980），“测量声速的精测尾时方法”（国家发明四等奖，1981），还有国家教委优秀成果奖、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以及其他部委、同济大学奖励等10余项。

　　同济大学的超声研究在国内独具特色至今不衰。什么是同济的超声研究特色？听到同行专家的评价是：解决超声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技高一筹。这得益于扎实的实践与理论基础。

　　1960年代中后期，魏先生与青年教师一道下厂矿工地，远到贵州乌江渡，湖北丹江口大坝（坝体超声无损检测），近到上海炼油厂（油罐超声液位测量），酷暑时，上海气温36度，油罐金属表面温度超过50度，年近50的魏先生身体力行，与青年教师一起在现场观测数据。

　　进入1990年代，魏先生已到古稀之年，仍孜孜不倦地考虑如何跟踪超声前沿学科的发展，与北京应崇福先生，南京大学张淑仪先生联合申请国家重点基金项目“激光超声研究”。并与法国波尔多第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双方互访，在激光超声领域共同开展研究（目前由钱梦录教授接班继续）。

六、后语

　　魏先生性情直率，讲实话，虽生长在南方，却有着北方人的耿直性格，这在极左路线时期常常是受冲击的对象，但他仍在困境和逆境中投身事业坚持工作，从未有过逍遥派那种消沉低落情绪。有时，白天开会，晚上科研，胸怀存志而意境高远。

　　魏先生的文学阅历渊博，文字功力也出色，教材编著和撰写科技文章，字句斟酌，文笔流畅，这在理工科知识分子中难能少见，也给年轻人树立了追求的楷模。

　　1993年，在全国检测声学会议上，魏先生主动退任，并积极妥善安排学会新人接班。1994年，他最后一次去北京参加全国检测声学会议，回沪时没买到卧铺票，在列车上几经周折弄到一张，半路才睡上卧铺车厢。时年七十有三。

　　终因积劳成疾，病魔降临，1996年9月7日，在医院住了不到一年，就匆匆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比他年长几岁的应崇福先生和与他同年的医学超声大家周永昌先生联合撰文悼念，称赞魏先生对超声学界的贡献，也扼腕叹息超声学界的损失。短暂一生，已给后人留下了这些写不尽的回忆。声学丰碑，同济永存。

（应《同济人》之邀而作2004年9月20--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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